一、专名文化每一种语言都有专名，专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集中体现了某一民族的特有文化。专名表示物体或概念的特有名称，与普通名词相对，包括人名，地名和其他专有事物名称等等3[.]

1.地名文化陶渊明《饮酒》中有这样一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这句诗中的“南山”，德语译者Babara Maag女士按字面意思直译为“Südberg”。其实在第一句诗“结庐在人境”中，陶渊明就指出了他所在的地点“，庐”指的是我国的江西庐山。译文中则并没有体现出来，而是将第一句话意译为“Ich brauche meinHaus inmitten der Menschen Bezirk”。其实，诗中的“南山”实指的是南山中的一高峰—南岭，其背后还有着更深的文化含蕴。此时诗人陶渊明隐居在庐山，由此想到了秦末隐居商山的四位声名显赫的隐士“商山四皓”，又称为“南山四皓”4[。]诗中还出现了其他好几个地名，比如黄河（Gelber Fluss），黑山（Schwarzer Berg），燕山(Yan Berg)。黄河是一条孕育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它的名字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最早黄河被称为“河水”，随后它的名字历经了“上河”、“中国河”、“九河”、“大河”。到了西汉，由于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增多，有人称她为“浊河”或“黄河”，但没有被普遍认可，一直到唐宋时期，黄河这一名称才被确定下来。所以此后“黄河”一词都按照其字面意思约定俗成地译为“Yellow River”(英语)，“LeFleuve Jaune”（法语），“Gelber Fluss”（德语）。

2.人名文化由于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姓名各有其特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人名文化，所以他们的命名方法及历史渊源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文人名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①与中国历史事件有关；②与自己出生的季节，时间等因素有关；③与父母期望有关，多选用的是一些吉利文字。因此,我们在翻译人名时不只要注意其发音,必要时可以稍做解释。而西方国家的人名在多年的积累发展中已经很少有变化了。孩子的名字一般就在一些常用名的范围内，它们大多出自圣经或者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故事[5]。《木兰辞》（Gedichtüber Mulan）这首诗中的“木兰”指的就是一位女子。木兰在我国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一个传说色彩极浓的巾帼英雄。木兰其实也是一种花的名字，喻示女子姣好的面容。因此,在翻译人名时,我们应反映其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一般采用音译的方法,特殊情况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

3.其他专名文化《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民间叙事诗。所以诗中有很多具有文化特色的专有名词。比如可汗，尚书郎等等。可汗是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6]。德语中“der Khan”这个单词有其相应的文化概念。杜登辞典里对der Khan这个词的解释是“Titel von Mong,Türke Herrscher”[7]。可汗大点兵———Der Khan ruft die Soldaten zusammen尚书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官名，指的是尚书省的官。尚书省是古代朝廷中管理国家政事的机关，掌管宫廷里的文书奏章[6]。译者Babara Maag女士并没有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而是将此官名翻译成了德语读者熟悉的“Ministerposten”（政府的部长）。木兰不用尚书郎---Mulan braucht keinen Ministerposten此外，诗中有一句诗“万里赴戎机”，其中的“里”是中国传统的长度单位，一里等于五百米。译者通过直译加音译将“万里”翻译成zehntausend Li，其实这里的“万里”是虚指表示距离遥远，而德语中表示距离单位的词语“Meile”含有多重意思，比如englishe Meile(英里),Seemeil（e海里）等等。具体说来1 Meile=3.218688 Li，如果真的翻译时将长度单位换算到精确数字，那么诗的美感就荡然无存了。

二、植物的文化含蕴“菊花”在杜登辞典里解释是“Chrysantheme，Goldblume alsZierpflanze von Korbblütler gew chsen mit meist gro en,strahlenfrmigen Blüten,die sp t im Herbst im Garten blüht”[7]。菊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它因在秋冬开放，具有凌霜耐寒，清香飘逸等特点，象征着“坚毅，清雅，淡泊”。所以我国古代文人都喜欢用菊花喻人，赞美人的高洁情操。在《饮酒》这首诗中“采菊东篱下”（Am Ostzaunpflücke ich müoig Chrysanthemen），诗人就是借此明志，表达超脱、漠然的态度。在翻译时，如果目的语的读者不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本质。

三、习俗文化

习俗文化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和人际交往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8]。诗中的“爷”“，阿爷”都是中国古代对父亲（der Vate）r的一种称呼。大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Der Vater hat keinen groenSohn.Mulan hat keinen lteren Bruder。贴花黄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女性面部装饰,一种化妆方式。黄色的花粉制成粉料，用以化妆[6]。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Gegenüber dem Fensterfrisiert sie sich ihr Haar.Vor dem Spiegel tupft sie Blütenpuder auf。红妆不能按字面理解认为是化红色的妆容，实际上它是指女子的艳丽装束。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Altere Schwester hort,jüngere Schwester komme.Legt sich rote Schminke auf gegenüberder Tür因此德语译本中将其翻译为“rote Schminke”（红色的妆容）没有体现其背后的习俗文化。小结本文通过两首古诗德汉版本的对照，简单探讨了中国诗歌的德语翻译中的文化体现问题。但是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上来说，长久以来翻译界对诗歌的翻译还存在着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诗歌不可译的观点认为，诗歌精炼含蓄，富于想象，所以难点在于其独特韵味和风格。诗歌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评析，这样就不利于了读者对原诗的理解。有些专家甚至极力反对对诗歌进行徒劳的翻译。实际上，诗歌的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或是不可译性“，诗歌的翻译本身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我们译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诗歌的翻译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了”[9]。总之，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翻译时应该注重文化内涵信息的对等，超越文本形式看内容本质，采用灵活的翻译原则来达到文化传真的效果。这样既可以适应读者的文化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也可以传达出原文的深层文化信息，有利于文化的接受与传播[10]。